西安公厕的“恩怨情仇”
北京朋友说，这几年来西安旅游，公厕比之前好了很多。
“以前小便池周边都是黄色的污渍，洗手池的排水口被烟头堵塞；每个厕格几乎都是便后不冲水，现在少见多了，虽然还是有各种治不孕不育、卖药的小广告等顽疾存在，但是能看得出，西安在这件事上的努力。”
能够感觉得到的是，除了大开大合的经济建设，西安也把一部分精力，放在了城市细节上。过去，每次来西安，家长总会说少喝点水，西安厕所难找，时至今日，这样的“教导”依然能够在那一辈人嘴里出现。
其实数量早已不是问题。2015年，国家旅游局就提出要在2017年，全国主要城市实现“数量充足、干净无味、实用免费、管理有效”的目标。目前，西安公厕数量已超过2800座，市区内每平方公里超过3座，如果全部正常开启，兜得住是没问题。
但现在人们不满足于兜得住，管理有效，干净无味不仅是公厕的高阶标准，更成为人们衡量城市亲和力的重要标尺。特别是西安正处于“吸引人到拴住人”的时期，这件小事，关乎粘性。
厕所改革了几十年
厕所，虽然承载这人类基本生活中的“拉撒”两项，但由于在“吃喝”的下游，加之人们的特意回避，所以，看起来，西安的公厕几十年“就那样”。直到2017年，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发出了《致全市旅游局局长的一封信》，信里面，公厕被反复提及。
事实上，西安厕所革命不止这三年。
记得02年，土门某小区，那时厕所是五家共用的，蹲位面积很小，在仿大理石面的水泥地面里，镶嵌一个前面有半圆围挡的陶瓷蹲坑，身后是一个水箱，上水的时候经常溢出来。
小区里面的尚好一些，路边的就差远了：红砖围挡，没有门，厕所墙上用白石灰刷写着男和女，基本上冲洗靠重力，如厕靠憋气。
甚至建国早期，国家开展的“打四害”、“两管五改”（管水、管粪，改水井、改厕所、改畜圈、改炉灶、改造环境）也可以算是公厕革命，西安的水式冲厕，机械掏粪也是从那时出现的。
或许如今西安仍存旱厕，但2015年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我国城市的公厕完成“冲水化”。
这么来看，西安公厕的改革不算晚，而且一直在变化，只是不那么主动。
涝的涝死旱的旱死
按照国家相关标准，以西安市城墙范围为例，公厕数量在70座左右即可，而目前早已超过160座，但很多人仍抱怨找不到厕所。
不患寡，而患不均，问题就出在这。
比如在西影路，急需找公厕救急，那就得费番功夫。但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西大街，那就会从容不迫许多。
从事招商引资的朋友说，把客商折腾一次，印象分大大折扣不说，甚至会引伸到区域繁荣，政府效能等层次上来。
根据各类新闻热线统计显示，涉及公厕的投诉中，公厕设置不合理为热点；比如东西南北大街厕所很多，但长乐西路就很难找，自强路好找，友谊西路难找……就是这样的起起落落，让数量已经庞大的公厕没有发挥出同等的体验感，就如活干了不少，还挨训一样。
当然，把锅全给城市规划部门，也是不客观的，像大型商场内的附属式公厕，一旦开发商临时更改，只能是重新选址补建，疏密程度自然就顾不上了。
老赵从事城市公厕建设已八年有余，江湖人称“公厕老炮”。“就是这，很难，因为为了求速度，基本上都是先建再补手续，但是结果往往是异地补建没有规划，自然就不会批给你水电。建好了也用不成。”老赵说。
“这还算能协调的，更难的就是邻避效应，谁都需要，但是谁都不愿意把它建在自己周边。我们前几年在东郊建个厕所，位置很好，但离某家属院近。白天挖的基坑，当地居民晚上就给你填了，来来回回。最后没办法我们只能重新选址，那个地方自然就留白了。”
除了位置分布，男女厕所的厕位数量也十分不均衡——这是全国通病。可对于西安这种旅游城市来说，就是大病。我曾亲身计算过，在景区上厕所，女性要比男性多等3-5倍的时间，甚至8倍的时间，就是男厕已经进了8个人了，女厕还没进一个人。
问题来了，旅游经济比拼的就是体验感，你都把人憋够呛，还消什么费，还要什么自行车？尤其憋得还是冲动型消费群体。
全国九城市公共厕所男女厕位状况调查报告
国家是老早就考虑到这一点，2005年版的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》中，写到“女厕的蹲位和男厕的蹲位比例应该改为 1:1 或 3:2”，2016年《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》又把比例提高至2：1。但目前西安要改造的城市项目太多，这么细致的活，估计还得再等等。
管不过来的厕所
据统计，一个活到76岁的男性一生中大约能排出11030千克的粪便，而81岁女性的排便量则约为11757千克，单从数量上，便可以想像摩肩接踵的人流。这仿佛是管不过来的普遍理由。
可反观在常年代替公厕的麦当劳厕所，即使每天出入厕所的人流不断，却还是能保持整洁。
一方面厕所的管理水平滞后。另一方面是厕所文化缺失。
就拿清洁方式来说，使用拖布擦地，尤其是湿滑大理石面，不光擦不掉，还会将脏物散布开来，越擦越脏，重复工作；还有日常消毒使用氯系药品，刺激气味会使人群产生逆反心理，不是因为缺钱，主要是思维惯性使其换代困难。
人员工资也不尽人意，西安公厕管理人员月薪2000元左右，再加上劳务派遣用工，工资还不一定能及时拿到手。“我们工资经常迟发，而且社区还有水费指标，超出部分要我承担，我只能把部分坑位给关了”莲湖区某公厕管理员如是说。
政府全权管理公厕副作用就在这，在惠民方面会出色，但难免无暇顾及软性指标，加之不菲资金投入，容易陷入赔本赚吆喝，吃力不讨好的怪圈。
©雪狐
首都北京面临同样问题，但其提出了让公厕成为微商业中心。
公厕里覆盖WIFI，设置缴费设备、ATM机、充电设备，同时还兼具废旧物资回收、火车票代售功能，并开辟了图书区域。然后再与北京环卫集团合作，打通厕所全产业链（水循环、粪便有机肥料转化）。
延展了公厕功能属性，拓宽再循环行业市场边界，还为资本进入刚需领域拓荒，相比之下，动辄木地板装修，配备液晶电视、沙发、音响和空调的“豪华公厕”，至少，此类模式摸清了供求理解。
至于厕所文化缺失，传统家庭教育，请把锅背好。
“厕所脏的跟啥一样，冲啥冲，赶紧走！”
“门脏，用脚踹一哈就行咧。”
“么事，随便，反正不是咱家厕所。”
几乎没有的扫除教育，对公共财物破坏欲，愚昧的自私观，传统教育重“智”不重“德”的偏见，已真切的反馈到了公厕的每个角落。
估计，当扯哈达一样扯卫生纸、挤牛奶一样挤洗手液、报仇一样如厕慢慢减少了，当社区之间互相理解，当管理人员薪资水平与劳动强度对等，当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公厕领域，西安的公厕才会真正好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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